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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公司决议纠纷实例解读

Date: 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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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公司决议纠纷实例解读

*作者:

韩天岚律师,合伙人,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硕士,拥有中国律师执照及基金从业资格,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法、经济法(涉外经济法)、国际贸易法、知识产权法、不正当竞争法、金融法等案件的争议解决与仲裁;金融、基金、投融资非诉法律事务、企业并购重组非诉法律事务、公司解散、清算与破产、常年法律顾问。

韩律师系原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长期从事知识产权审判与商事、涉外商事审判工作,曾审理大量商标、专利、著作权、不正当竞争、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司清算与破产、金融、仲裁协议效力、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各类纠纷,尤其善于攻克具有广泛影响的疑难复杂案件,数起案件获得上海法院精品案件、上海法院“四个一百”、上海法院优秀裁判文书等各项荣誉。

韩律师曾参与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市侨务办公室、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并执笔上海二中院商事审判、仲裁司法审查、运输物流等审判白皮书工作,参与完成《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司法审查若干意见》等。本段公职经历使得韩律师对与政府沟通协调、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有着独到的经验和深刻的理解。

历年来,韩律师于各类核心刊物发表著作五十余篇,曾荣获上海法院学术讨论会一等奖、上海法院优秀报批课题奖、上海法院重点课题奖、上海法学会社科类重大课题奖、优秀司法统计奖、优秀调研个人奖等各类奖项。

 

*本文为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作者、作者单位和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正式出台,其中很多条文对之前的征求意见稿作出了修改和调整,尤其对于公司决议纠纷部分,在全二十七条中以六大条文确立了公司决议效力纠纷的“三分法”格局。

公司决议效力的“三分法”格局,改变了以往我国《公司法》仅规定了公司决议无效之诉以及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两分法”状态,增加了实践中迫切需要的“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这一大类纠纷类型。正如杜万华专委在新闻发布会提到的“一些大型公司的公司决议效力纠纷,甚至成为舆论焦点和热点,引发社会各界对公司法相关规定的广泛关注,被舆论称之为中国公司治理的标志性案件”。所以说,公司事项决议是公司治理的主要方式,本次《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正式公布,对完善公司治理,妥善解决公司治理纠纷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下文将对正式条文与征求意见稿之间的关于公司决议纠纷部分的修改进行了对比,使大家更加明确两者条文上的差异。同时,笔者认为,《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出台是疑难问题的积累与迸发,因此拟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公司决议效力纠纷进行解读。

一、正式条文与征求意见稿的对比及归纳

 

正式条文

征求意见稿

修改重点归纳

第一条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一条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与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删除)等,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起诉(删除)请求确认决议无效或者有效的(删除)(增加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1、删除原有意见较大的“与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2、删除确认有效之诉

第二条 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

第二条   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起诉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身份。案件受理后不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的,应当驳回起诉。(删除)


第三条 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他有原告资格的人以相同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前款规定诉讼的,可以列为共同原告。

 

第三条    原告起诉请求确认本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决议不存在、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未形成有效决议,(合并为“决议不成立”)以及确认决议无效、有效或者撤销决议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

他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前以与原告相同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诉讼,其诉讼主体资格符合民事诉讼法、公司法规定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

3、“决议不存在”与“未形成有效决议”合并为“决议不成立”

 

 

第四条 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增加因轻微的程序瑕疵撤销公司决议将得不到支持

第五条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

(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

(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

(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

(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本规定第一条规定的原告有证据证明系争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请求确认决议不存在的,应予支持:

(一)公司未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但是公司按照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

(二)公司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但是未对决议进行表决。

第五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并作出决议,但是本规定第一条规定的原告有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请求确认未形成有效决议的,应予支持:

(一)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决议通过比例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决议上的部分签名系伪造,且被伪造签名的股东或者董事不予认可;

另一种观点:决议上的部分签名系伪造,且被伪造签名的股东或者董事不予认可,在去除伪造签名后通过比例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删除)

(四)决议内容超越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职权。(删除)

5、删除除决议不成立中的“决议部分签名系伪造”情形

 

 

 

 

 

 

 

 

 

 

 

 

 

 

 

 

 

 

 

 

 

 

 

 

 

 

 

 

 

 

6、删除“决议内容超股东会、董事会职权”情形

第六条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7、增加公司决议对善意相对人效力的问题


第六条  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一)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通过决议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二)决议过度分配利润、进行重大不当关联交易等导致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三)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

8、删除公司决议无效的列举情形


第七条   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所称的“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包括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的通知、股权登记、提案和议程的确定、主持、投票、计票、表决结果的宣布、决议的形成、会议记录及签署等事项。



第八条  股东起诉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公司有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驳回诉讼请求:

(一)决议作出后,股东明确表示同意决议内容;

(二)决议作出后,股东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接受决议内容;

(三)作出新的决议,实质认可股东诉讼请求的内容。

9、删除决议作出后追认的问题


第九条  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存在、未形成有效决议、决议无效或者撤销决议,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应当直接作出判决。

另一种观点: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存在、未形成有效决议、决议无效或者撤销决议,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依法认定的决议效力情形不一致的,应当告知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原告不变更的,应当驳回诉讼请求。



第十条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实施后不能恢复原状或者使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等情形的,可以依据原告的申请禁止实施有关决议。

人民法院采取前款规定的行为保全措施,可以根据公司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责令原告提供相应担保。原告提供相应担保的,应当禁止实施有关决议。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的申请存在恶意干扰或拖延决议实施情形的,应当驳回申请。

10、删除公司决议纠纷中的行为保全

 

二、关于“公司未召开会议的”情形的案例以及适用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这一款规定反映的是实践中存在较多的“公司未召开会议”的情形。公司决议实质是公司股东通过参加股东会议行使股东权利、决定变更其自身与公司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因此公司股东实际参与股东会议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股东会议及其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而不经过合法的通知、召集程序,实际上并不存在股东会会议,由股东单方面作出虚构的股东会决议,属于公司决议不成立的典型案例。

如张艳娟诉江苏万华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万华等股东权纠纷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万华工贸公司未通知股东张艳娟等人参加涉案股东会会议,该股东会会议也未实际召开,未形成由张艳娟等股东签字的股东会决议。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议,应当由符合法律规定的召集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召集全体股东出席,并由符合法律规定的主持人主持会议。虽然被告万华享有被告万华工贸公司的绝对多数的表决权,但并不意味着万华个人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作出的个人决策过程就等同于召开了公司股东会议,也不意味着万华个人的意志即可代替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根据本案事实,不能认定2004年4月6日万华工贸公司实际召开了股东会,更不能认定就该次会议形成了真实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万华工贸公司据以决定办理公司变更登记、股权转让等事项的所谓“股东会决议”,是当时该公司的控制人万华所虚构,实际上并不存在,因而当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最终在判决主文中直接判定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虽然这个案例早在2007年,当时的《公司法》关于公司决议的处条文仅有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但法院处理时仍采用了比较先进的理念,直接判决决议不成立,引用条文上也没有引用《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关于公司决议效力和公司决议撤销的规定,仅引用了公司法中关于公司决议程序规定。当然,类似情形也有因法律适用问题而被判决撤销或者无效的。这种情形,未来将由《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中的第五条第一款“公司未召开会议”予以规制。

三、关于 “决议部分股东签字系伪造”的问题

征求意见稿中原本存在第五条“未形成有效决议”第(三)款“决议上的部分签名系伪造,且被伪造签名的股东或者董事不予认可;另一种观点:决议上的部分签名系伪造,且被伪造签名的股东或者董事不予认可,在去除伪造签名后通过比例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但正式条文将该条款予以删除。

而我们发现,在最高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有两处出现了“伪造签名”的情形:一处是针对第五条第一款“未召开会议”的理解,“在没有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情况下,伪造签名、伪造决议,不具备决议基本成立要件,侵害了其他股东或者董事的利益,是严重的程序违法,该类决议因欠缺成立的要件而不成立。”;另一处是针对第五条第二款“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理解,“虽然召开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但没有形成决议,而行为人伪造他人签名形成决议的书面文件,该类所谓的公司决议因欠缺成立的形式要件而不成立。在此情形下,并没有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的存在,应认定为决议不成立。”

从这两处对比可以看出,“伪造股东签字”的情形并没有被正式条文实质性删除,而是分别纳入正式条文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当中,而且以“是否实际召开会议”为区分标准。未召开会议并伪造签名的,属于虚构决议,严重的程序违法,适用第(一)款“公司未召开会议”;召开了会议,但股东并未参加或者即便参加也未签字,其他股东伪造签字的情形,属于并非本人的真实意思,并没有会议决议的存在,适用第(二)款“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

伪造股东签字的问题,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也属于一种比较突出的类型。下面两个案例都涉及伪造股东签字的情形。

在2015年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孙成运与孙成滨、烟台市鸿源管业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一审案件中,法院认为被告鸿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原告签字并非本人签字,该股东会决议未体现作为股东之一的原告孙成运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论被告孙成滨关于决议事项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涉案股东会决议均非被告鸿源公司两名股东的一致意思表示,依法应不成立。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最终判决确认涉案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在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郑盛等诉玉环县勤优导卫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二审案中,原审法院认为股东会决议内容涉及变更公司经营期限,按照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经鉴定,股东会决议上六个原告的签字均非本人所签,六原告占公司股份的36.68%,故该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期限的内容因违反公司法的规定而无效。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判决该股东会决议无效。台州中院二审认为未经依法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由部分股东虚构股东会会议,所谓的“决议”属于非决议,应确认无效,从而维持原判。

在上述案例中,均涉及伪造股东签字的问题,股东会会议未召开,伪造股东签字形成的决议不能成立,这种情形未来将由《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第一款“公司未召开会议”的条文进行规制。

四、公司决议不成立与公司决议撤销之间的区分

在公司决议无效、公司决议撤销之诉与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三者之间,公司决议撤销之诉与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两者因均涉及通知、召集、表决方式等程序事项瑕疵,以往存在较大的涵盖关系。但此次《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直接对两者作了区分,比较清楚的理论依据是,公司决议作为法律行为,其成立与生效适用民事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标准,从而区分成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针对的是公司决议不成立的情形,而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系针对公司决议已经成立的情形。

在理论上作出相对清晰界定之前,也有案例对此问题有所分歧:

如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上诉人三亚保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宝恒投资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海南天久置业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二审案中,原审法院认为,保力公司仅有股东二人,在其中一人未到的情况下,股东会会议不能召开。由此,保力公司2014年5月20日股东会临时会议实际并未召开,上述股东会决议系保力公司及天久公司所虚构,并非现实存在的公司决议,客观上无法撤销。因而最终判决保力公司股东会临时会议决议不成立。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保力公司召集程序存在瑕疵,宝恒公司未出席2014年5月20日股东会亦未行使表决权,仅由天久公司单方表决通过的批准公司增资的股东会临时会议决议,系保力公司与天久公司虚构,不能成立。宝恒公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请求予以撤销。且法律只赋予了股东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权利,故而最终改判撤销上述股东会临时会议决议。

最高院再审中认为,在宝恒公司未参加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情形下,临时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应认为存在重大瑕疵,形式上虽有临时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存在,实质上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应认为不存在。即未经依法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并作出会议决议,而是由实际控制公司的股东单方召开或虚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及其会议决议的,即使该股东实际享有公司绝大多数的股份及相应的表决权,其单方形成的会议决议不能具有相应效力。本案中,相关会议决议均为天久公司单方作出,如前所述,保力公司只有天久公司与宝恒公司两个股东,此种情形下相关会议决议不具有相应效力,应认定其实质上并不存在。故宝恒公司可以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股东权利被侵犯后,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可以不受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关于股东申请撤销股东会决议期限的限制。故驳回再审申请人保力公司的再审请求。

笔者认为,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反观上述案件,保力公司的股东只有天久公司和宝恒公司,保力公司的通知、召集程序首先存在瑕疵,又在宝恒公司未参加会议的情况下作出的公司决议,因欠缺宝恒公司的意思表示要件而使得决议不能成立。不存在的公司决议,当然不能满足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要件,因此,该等事项属于“公司决议不成立”而非可撤销纠纷。

五、善意第三人制度在公司决议纠纷中的适用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较征求意见稿相比新增了“善意第三人保护”制度,其第六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因公司决议而直接涉及的第三人利益是否应得到保护,在之前的判例中是存在分歧的。

如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蒋洋诉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及公司增资纠纷再审案(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该案裁判要旨指出“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阶段,通常表现为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和维护交易安全的考虑,在公司内部意思形成过程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只要对外的表示行为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公司就应受其表示行为的制约。”

四川高院认为,科创公司在没有以恰当的方式征询蒋洋和红日公司的意见以明确其是否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也没有给予蒋洋和红日公司合理期限以行使优先认缴出资权的情况下,即于同月18日与陈木高签订《入股协议书》,该系列行为侵犯了法律规定的蒋洋和红日公司在科创公司所享有的公司新增资本时的优先认缴出资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的规定,股东会决议中关于由陈木高认缴新增资本800万元并由此成为科创公司股东的内容无效,科创公司和陈木高签订的《入股协议书》也相应无效。

最高院再审中认为,科创公司与陈木高签订的《入股协议书》系科创公司与该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应适用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及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其效力。虽然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部分无效,导致科创公司达成上述协议的意思存在瑕疵,但作为合同相对方的陈木高并无审查科创公司意思形成过程的义务,科创公司对外达成协议应受其表示行为的制约。上述《入股协议书》是科创公司与陈木高作出的一致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禁止性法律规范,且陈木高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相应对价,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因此该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有效。

从四川高院和最高院的观点差异中不难看出,最高院从善意第三人的角度认为陈木高与科创公司的《入股协议书》属于合法有效,而四川高院直接从认定公司决议因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而无效,而判定因此而对外形成的《入股协议书》亦属于无效。

根据此次《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六条确立的善意第三人之规定,将股东会决议对内和对外的法律关系进行了区分,对内存在瑕疵的公司决议,对外而言保护信赖公司决议有效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以后的类似情形,因公司决议与善意第三人形成的法律关系,应据此得以保护,但对第三人是否存在“善意”考量可能成为审理中的重点问题。

六、确认决议有效之诉的价值取向问题

此次正式条文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的确认决议有效之诉,笔者对此感到遗憾。公司决议是否可以提起确认有效,这个问题在司法中一直是存有疑惑的,从下面的案例中即可见不同的态度。

在北京兴地煤炭筛选有限公司与孟广海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二审案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明确表示,我国现有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虽未将确认公司决议有效明确排除在法院的受理范围外,但鉴于股东会决议为公司自治范畴,一经做出,除被确认无效或撤销,其有效性无需经法院确认。因此,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亦应对原告对于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进行审查。该案最终以裁定方式驳回了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的起诉。

在南平威达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福建泰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二审案中,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关于公司决议无效或撤销之诉相关规定是关于公司决议确认之诉的特别类型,上述规定并不排除当事人在符合条件时提起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一般确认之诉,目前亦无相关法律规定将确认公司决议有效排除在法院的受理范围之内。因此,上诉人威达公司原审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讼争公司决议有效,依法应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

笔者认为,当公司决议需要执行但异议方不予配合且不提起无效之诉或撤销之诉的情况下,需要司法给予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以获得强制执行力,我们认为该诉仍属于“争议”事项并具有“诉的利益”。例如在涉及工商登记或变更事项中,在程序上需要异议股东协助办理工商登记或变更手续时,异议股东不予配合,相关权利人可能甚至是唯一的救济途径就是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通过司法判决确认决议效力从而获得工商登记的强制执行力。因此,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在对公司决议效力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仍应被准许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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